回望中國電影百年、電視劇六十余年的歷史，那些高光時刻都離不開和文學的攜手共榮——從《紅樓夢》等四大名著到《祝福》《早春二月》《林家鋪子》，再到《青春之歌》等紅色經典。近年來，原創(chuàng)勃興，網改逆襲，嚴肅文學的影視化轉換遭遇某些瓶頸?；蛞蝾}材恢弘難以駕馭，或因天生缺少基礎“粉絲”不被影視市場看好，或因改編周期長資金負荷重等。
正當需要有一部扛鼎大劇為嚴肅文學影視轉換“提氣”時，2022年的開年大劇《人世間》誕生。這部劇引發(fā)的全民追劇熱潮，達到了近年來少有的“天花板”高度。一流編導演以專業(yè)換來信任的改編使小說原著的影響獲得極大擴容，也引發(fā)了我們對于文學原著影視改編的重新思考。
我以為，在未來選擇嚴肅文學進行影視改編時，需要以下三重對焦：
改編要和現實屬性、民族符號對焦。
中國故事、中國夢始終是影視創(chuàng)作的主題詞。近幾年由文學原著改編而來的一些劇集，較多是截取了歷史的斷面，贏在“話題”。如婚姻、育兒、養(yǎng)老、啃老、住房、職場等等。須知，記錄時代、凝聚了全社會集體情感的現實主義IP才是真正的大IP。這些文學作品恰恰是去話題存人生經驗的。正如王海鸰改編《人世間》時說的，這部作品表現的不是一個橫斷面的生活，而是縱橫幾十年，有敘事原點、歷史縱深感的一種生活。敘事原點——共和國昔日的工業(yè)重鎮(zhèn)，改革開放后經濟落后，幾十年不變的棚戶區(qū)光字片。生活在那里的不是普通工人就是下崗工人。工人家庭生活的艱辛，老工業(yè)基地的陣痛——在50年漫長的歷史中，這里的人沒有向生活低頭。周家三兄妹出了市委書記、大學教授，他們?yōu)閲ЯΓ灿幸恍氖刈o小家的周家“老疙瘩”周秉昆。他們以自己的方式盡其所能地守護著光字片“仁義禮智信”的傳統(tǒng)美德。光子片代表了民族精神符號。“大家”和“小家”組成了社會，充滿了中國式人情。大哥秉義一心為大家，弟弟秉昆一心為小家，和睦的家庭和一家兄妹的命運正是今天值得去尊重和回望的歷史。這是小說家一種成熟睿智的思考，如米蘭·昆德拉所說，“發(fā)現了小說應當發(fā)現的”。除此之外，小說原作提供的故事、細節(jié)、人物，都有別于那些宏大敘事和日常敘事相割裂的作品，在長篇小說中亦不多見。
《白鹿原》的小說原著也提供了現實屬性和民族性格符號。和《人世間》中老工業(yè)區(qū)光字片相映成趣的是，《白鹿原》是以關中平原的“仁義村”白鹿村展開。這一敘事原點是一片有濃厚的關中風情的土地。從土地革命，抗日戰(zhàn)爭，解放戰(zhàn)爭，在這片古老的土地上演了一幕幕驚心動魄的人間悲喜劇。朱先生對傳統(tǒng)道德的堅守，白嘉軒的勤勞與自私，鹿子霖的望子成龍，白孝文的情感波折，白靈投奔革命，黑娃被迫為匪，鹿兆鵬追求理想，鹿兆海舍生為義，演繹了兩個不同家庭子孫的曲折人生軌跡和命運歸宿。作品的厚重在于展現了古老的土地在陣痛中顫栗，但是中華民族的根脈在洗禮中得到了傳承和變革，重新改寫舊體制和生產方式，這片土地就會迎來明媚的陽光。豐沛的文學滋養(yǎng)，自帶的厚重——有了原著的史詩品質，打造影視史詩的目標變得不再高不可企。
改編也要和當代社會價值、審美趨向對焦。
藝術虛構的最高形式并非故事，而是人物?！镀椒驳氖澜纭分?，在面對現實壓力和人生抉擇時，孫少平兄弟依舊堅守最初夢想和對愛情執(zhí)著的追求。上世紀70年代，自尊好強的高中生農家子弟孫少平，與地主家庭出身的郝紅梅相愛，后郝紅梅轉愛家境優(yōu)越的顧養(yǎng)民。倔強的少平回鄉(xiāng)勞動，在經歷了大旱、搶水、死人的事件后，斷然拒絕侯玉英以進城為誘的追求，遠離故土，漂泊攬工。哥哥孫少安初中畢業(yè)就在家里勞動，與村支書田福堂的女兒田潤葉青梅竹馬，遭到田福堂的劇烈反對。最終少安娶了勤勞善良的山西姑娘賀秀蓮，轉型開辦了燒磚窯，走上了致富路。有不少讀者說，在困難的時候有一本《平凡的世界》相伴就有了將路走下去的勇氣。
《人世間》中的秉昆嘗盡人間冷暖的生活滋味，身上卻有著滿滿的中國式的情義。他對小家充滿道義擔當，遭遇了那么多挫折，出獄以后，和原來的好朋友們一起開搬運公司，重新找回自己。編劇王海鸰說，以我們國家現在的開放程度，周秉坤的價值觀應該能夠被大家所接受。事實的確如此。寫出底層小人物通過努力實現逆襲，體現社會正能量，引起人們共情，是小說原著也是影劇改編共同的創(chuàng)作秉持。
《裝臺》里的順子作為一個底層打工者，無論別人怎么看待他，他都認為裝臺是一份和藝術有關的活計，盡職盡責，吃苦耐勞。前妻所生的孩子引爆家庭糾紛，和現在的女人又是一個酸甜苦辣故事。人來人去，所寄居的城市，城中村一次次傳來拆遷的消息。不變的是順子做人做事的責任和擔當，日子還得開心地過下去。
《平凡的世界》《裝臺》《人世間》中普通人不求大富大貴，但他們努力改變自己。中國的大多數人都是這樣生活的。正如《人世間》的一句主題歌詞：“草木會發(fā)芽，孩子會長大，歲月的列車，不為誰停下;命運的站臺，悲歡離合都是剎那，人像雪花一樣飛很高，又融化。”這些小人物的逆襲，正是當代社會倡導的主流價值，也是能夠吸引全域觀眾追劇的魅力所在。
改編還要和形態(tài)轉換、編碼重譯對焦。
選定嚴肅文學IP進行影視化轉換、擴容是一種再創(chuàng)造。文學長于對時代人生進行深刻思考，在語言、形象、講故事方面也有優(yōu)勢。影視是綜合藝術，其表現力無可比肩，且擁有空前強勢的傳播平臺。在改編的時候不應該把積極的文學精神剔除，這不現實也不理智。但是也應該看到，具有一流文學元素的小說不能和一流的電視劇劃等號。有些作品改編后甚至在收視上遭遇滑鐵盧，固然可以責怪市場，責怪觀眾趣味，但更應反思的是對于影視文學性的認識。在要求影視劇具有文學品性的時候，不能忽視影視在承載文學性方面有其自身的藝術規(guī)律。文學性進入電視劇不是主導，而是服務。這種服務在多數情況下應該構建在影視劇先天有的規(guī)范和功能內。如果過分強調原著的文學性而忽視影視自身的表達方式，就是原作者親自改編也未必盡如人意。將文學原著改編成影視作品時，如果充分考慮到后者的藝術特性與規(guī)律，哪怕犧牲部分原著的文學性，也會在影視作品中獲得新的屬于影視的文學性。應該承認，文學性僅僅是構成影視劇的一部分，只有把熒屏效果作為創(chuàng)造的最終目的，才可以使編劇將文學性優(yōu)秀的作品轉化為視聽形態(tài)，才可以產生優(yōu)秀的影視作品。
回到《人世間》，編劇王海鸰強化、渲染著劇集的“過年”，她認為，過年被賦予的意義在于既是周家一家人對團聚的渴望，也是展示國家與時代突進的窗口，而“六小君子”每年初三的聚會，也是時代和人情變化的記錄。同時又通過和導演、原著作者溝通，最后決定把原著“改暖底色”。梁曉聲通過小說《人世間》表達對人物命運的深切的同情和現實的種種不堪，具有現實主義深度。但是影視作為可視的形象是直接給觀眾的，沒有小說那樣大的空間去思考，沒有不確定性。讓人看到好人有好報，這也是一種觀眾期待。事實證明這是一個非常成功的改動。電視劇《人世間》后期的形式轉換和編碼重譯也做得很用心。除了演員對角色的出色演繹，劇終，恍若隔世的光字片棚戶區(qū)置景，嘎啦嘎啦自行車鏈條的音響，如怨如訴的主題曲“世間的苦啊，愛要離散雨要下，世間的甜啊，走多遠都記著回家”余音裊裊，極大提升了小說原著的審美空間。(范詠戈)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