自言是悲觀主義者的韓延導演很早就開始思考生命的意義，他的電影與“生死”密切相關。
在2019年和2020年期間，韓延有親人接連與癌癥進行抗爭，加上2020年特殊的全民經歷，使得他對于生命的審視無法再等待。于是，2020年6月11日，韓延的新片《送你一朵小紅花》開機拍攝。
2020年，“珍惜”是一種帶著痛感的領悟，12月31日上映的《送你一朵小紅花》似乎在獎勵著這一年所有積極生活著的你我。
在影片中，觀眾仿佛重新感受了2020年的迷茫與領悟。青春年少的韋一航因為有可能時刻會復發(fā)的癌癥，每天都在恐懼與消極中度過，“喪”成為他生活的基調。但樂觀的抗癌少女馬小遠的出現，照亮了頹靡暗淡的他。韋一航才明白，認真地活過生命中每一秒鐘就是在給自己最愛的人、身邊的親人，甚至這個世界傳遞一份力量。
正因為這種影像的力量對于現實的注入，《送你一朵小紅花》票房目前已經突破10億，成為今年第一部票房過10億的電影。韓延用自己對生活的善意向每位觀眾送出一朵小紅花，“活著，本身就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兒，我們都需要一朵小紅花的獎勵，因為這種激勵會讓我們變得越來越好。”
票房表現出乎意料又仿佛情理之中
《送你一朵小紅花》成為今年元旦檔最熱的電影，韓延卻只在影片上映之初，接受宣傳任務時轉發(fā)了一下關于影片的微博，剩下的時間就是在家看看書、陪陪孩子。于他而言，電影上映之后，自己就要“從創(chuàng)作中抽離出來”，所以，他也不會看網上的影評，因為“我覺得那些內容如果看多了，會特別影響今后的創(chuàng)作方向”。
對于《送你一朵小紅花》的票房表現，韓延坦承有些出乎意料，“我一開始對于‘小紅花’的市場沒有很高期待，之前拍《滾蛋吧!腫瘤君》時，我感覺到其實很多觀眾對于講述癌癥題材是有所回避的，所以，我對‘小紅花’的票房沒有預判。”
《送你一朵小紅花》是韓延“生命三部曲”的第二部，癌癥少年韋一航敏感又脆弱，壓抑又封閉，以“喪”的方式躲避與外界的交流。直到遇到另外一個同樣患癌的女孩馬小遠，在馬小遠積極樂觀的態(tài)度影響下，也開始變得主動、敞開心扉，并得到了象征希望的“小紅花”。
這部有些“喪”的催淚影片能在賀歲檔取得這么好的票房，韓延現在分析，“可能是因為2020年這個特殊的年份，大家都對生命有很多思考，不再像《滾蛋吧!腫瘤君》那時那么逃避了。另外，電影上映時趕上跨年的節(jié)點，‘小紅花’跟大家告別2020年的情緒有些吻合，所以，這些原因把預售的票房拉得比較高。”
拍攝《送你一朵小紅花》的想法在韓延拍《滾蛋吧!腫瘤君》的時候就有了，“《滾蛋吧!腫瘤君》根據熊頓的故事改編，因為篇幅有限，我們有很多的空間展不開。比如說，熊頓跟他父母的關系沒有表達出來很可惜，當時就醞釀是否可以做偏重于家庭半徑的作品，繼續(xù)這一主題的表達。”
有了拍攝“生命三部曲”的計劃，但直至2020年才拍攝《送你一朵小紅花》，是因為韓延覺得自己的積累還不夠，“我覺得這種影片的拍攝難點不是技術，而是這幾年生活閱歷和積累，給你一層層地添磚加瓦，讓你內心特別飽滿，才能去拍這樣的題材。我覺得疫情有點像強壓式地把心里的東西給填滿了。本來我覺得還可以再沉浸個一年半載再拍，但因為疫情加速了。”
“我們科技現在這么發(fā)達，但出現一個我們看不到的病毒，就讓整個世界停擺了，這個事給我沖擊特別大。在這種情緒下，人類面對生死的心理，是之前我一直想表達主題中的一部分，我就加快了進度，把‘小紅花’拍了。”
疾病是人類最現實的考驗
任何人回避不了
韓延在20歲的時候，和同齡人一起談論著實現夢想有多么不容易，可是隨著年齡增長，他覺得最不容易的事兒就是活著，“我們先別談那些形而上的夢想，沒有人活著是容易的。每天走出門都看到每個人為了活著，用盡了渾身的解數，更別說那些生了病的人。病是人類社會里最特殊的一個存在，你回避不了。”
但物理的痛不是韓延想表達的核心，在韓延看來，科學家、醫(yī)學家負責解決物理疼痛、解決肉體問題，而藝術從業(yè)者應該負責解決靈魂問題，這就是韓延拍攝《送你一朵小紅花》的初衷。
“因為隨著科技的發(fā)展和人類文明的進步，身體的疼痛，我們慢慢都會找到方式去緩解。但是人有一種痛，就是失去的痛苦，令人動容。”所以，觸動韓延內心的是人們應該如何去面對失去，“‘小紅花’在講我們留下的人應該怎么面對失去。韋一航的父母就用自己的方式給了孩子一個答案，來鼓勵他的孩子去珍惜每一分每一秒，這是我想象中很理想化的一個狀態(tài)。我之所以拍這樣一部電影，其實就是想告訴這個男孩，你不要等失去了再去改變，改變這個事兒沒有早晚，當下最重要，不要去等。”
好電影能帶給觀眾一些感受、反思
而不是純娛樂
《送你一朵小紅花》中，馬小遠5歲時就大把吃藥，可是她愛張羅、愛攬事兒，活得勇敢無畏;韋一航的父母擔心隨時會失去兒子，但是他們依然每天活力滿滿，讓兒子看到生活的美好和生命的希望。
韓延想讓觀眾在看影片后理解為什么要積極地活著，積極活著的目的是什么，“無論你是像韋一航那樣，覺得上天就是針對自己的那種人，還是馬小遠那樣一直用積極樂觀化解一切的人，又或者你是這兩個孩子家長的身份，我都希望你能從這個電影里面得到一個信息，就是好好活著。”
生命誠可貴，在韓延看來，能活著就是上天的恩賜了，當你主動邁出那一步，積極地去開始生活，你會發(fā)現生活中處處充滿了獎勵，“從某種程度上來講，‘小紅花’本意就是一種獎勵和鼓勵，而從我自己的角度上來講，它是一種善意，可以代表的東西非常多：它可以是一個陌生人或者熟悉的人，或者是親人、朋友，甚至是愛人之間建立的一種理解和溝通。從廣義上來說，它可以變成整個世界，人與人之間相處的那個潤滑劑。”
在電影中給觀眾以啟發(fā)、鼓勵，也是韓延心中好電影的標準，“我心中的好電影首先不是純娛樂性的，不說讓我心靈上受到震撼吧，也要能稍微帶給我一些思考和一些感受，哪怕是心理上非常小的波動。如果一個純娛樂的電影，我看完再爽，心情再舒暢，也不是我對好電影的定義。我認為好電影在敘事流暢和技術指標都很完美的情況下，還能帶給觀眾一些思考，給觀眾一些反思，或者是一些直觀感受上的東西。”
談及“生命三部曲”的第三部，韓延透露原本想再積累一段時間，但在拍《送你一朵小紅花》的過程中，今年的特殊情況和大家的情緒令他有所啟發(fā)，“第三部可能也會加快。我會把‘小紅花’里面沒有機會表達得特別透的一些內容拎出來，延續(xù)著去做下一部的表達。目前還沒到劇本創(chuàng)作階段，支離破碎的一些想法正在整理中。”
拍戲的時候說得最多的兩字就是自然
雖然和《送你一朵小紅花》的“緣分”已經結束，但是“小紅花”對韓延而言是一部特別的電影，“我每次拍完電影，特別是當電影上映的時候，我就能知道這個電影給我留下了什么遺憾，今后需要怎么去彌補，但‘小紅花’沒有給我這種感覺，不但沒有遺憾，有些東西甚至是超出我的想象。”
甚至于，韓延說他能感受到拍攝《送你一朵小紅花》的運氣，“朱媛媛、高亞麟和易烊千璽組成一家人就是我的一個‘運氣’，他們三個人在一塊兒的時候，不光臉像，氣質、說話的方式，包括一些行為舉止都很像。朱媛媛和高亞麟都是很有經驗的演員，他們會跟易烊千璽互動，主動去聊天，而且他們也真的喜歡這個角色，喜歡劇本。演員的主動性上來了，他們自己就會把人物關系處理得特別自然，特別舒服。”
易烊千璽和劉浩存，一位憑借《少年的你》被視為“未來可期”，一位是新任“謀女郎”，兩人可謂是超高起點，令人驚喜的是，兩人在《送你一朵小紅花》中繼續(xù)保持了自然穩(wěn)定的表演，為影片的成功做出了貢獻。
談到如何選中易烊千璽和劉浩存這兩位00后演員，韓延介紹說，他是在一次活動上碰見了易烊千璽，那時的千璽已經拍完了《少年的你》，但還沒上映，“我也沒跟他說話，就遠遠地觀察他，發(fā)現他跟我想象中的不太一樣。他很安靜，自己一直在角落里面呆著，很沉靜成熟的樣子。他看完《送你一朵小紅花》劇本后，很喜歡韋一航這個角色，我那會兒也沒有明確地說要什么時候拍，就和他說：‘這個電影我肯定會接著弄，你接著想，如果你還一直對韋一航有感覺，我們就一塊兒來拍這部電影。’之后，我們偶爾碰一碰、一塊兒吃個飯聊聊天。”
選擇劉浩存是因為韓延看到了一張她在《一秒鐘》里的劇照：“她像小乞丐一樣，但那個眼神我就覺得特別對，我就跟張藝謀工作室聯系了，說我能見一下這個小姑娘嗎?我第一次見浩存的時候，她很小，一直低著頭，也不說話。等我要開始拍‘小紅花’的時候，已經一兩年過去了，她正在拍《懸崖之上》，她長大了，也能溝通交流了，之前真的是像個學生一樣，也不敢說話，特別靦腆。”
執(zhí)導《送你一朵小紅花》對韓延而言可謂駕輕就熟，“在創(chuàng)作上其實對于我的挑戰(zhàn)并不是那么大，難點沒有那么多，我想把細節(jié)拍得更細，更有質感，我覺得這是擺在我面前的唯一難題。我拍戲的時候說得最多的兩字就是自然。我沒有更高的要求，沒有別的要求，只是要求更自然一點。我們把所有不自然的東西都剔掉。”
如何去掉易烊千璽和劉浩存身上的光環(huán)，而像平常人家的兩個普通孩子，也是韓延所追求的影片“質感”。“浩存和千璽都會跳舞，他倆往那兒一站，你就感覺氣質非凡，不是那種普通孩子的狀態(tài)。所以，他們的肢體語言、氣質需要調整，包括對于角色的理解，也花了一些心思。”
“我這個人，走路喜歡挨邊走，坐公交，我必須縮在最后一排。我不想跟任何人產生聯系，我怕我剛把真心掏出來，我就死了……”這是易烊千璽扮演的韋一航在雨中對馬小遠說的一句話，這場雨中表白也是全片最為打動人的情節(jié)之一，是易烊千璽演技的一個“高光表現”，也是韓延認為的《小紅花》不但沒有遺憾，甚至還超出他想象的地方，“他當時在雨中瞬間迸發(fā)出來的情緒，我覺得那是不可復制的，我覺得那個東西特別珍貴。”
拍這類題材是我自己也需要
一些活著的動力或道理
韓延說自己是悲觀主義者，所以如果他生病，會像韋一航一樣，“肯定特別頹”，也正因此，他才會被熊頓、馬小遠這樣樂觀積極的狀態(tài)吸引，“這是我身上特別缺的一個東西，所以，我在電影里想把積極的生活態(tài)度，表達給觀眾，也表達給自己，鼓勵自己。”
《送你一朵小紅花》可以說是韓延哭著拍完的，“淚點非常多，比如說父子和好的那場戲，比如岳云鵬扮演的吳曉昧在天臺上說他愛人自殺那場戲，還有那個小女孩的爸爸在醫(yī)院門口吃盒飯的戲份都讓我拍攝時很感動。我覺得這也是一種互補，如果我是一個樂觀主義者，可能也不會去拍這種題材。對于我而言，我需要這種題材來告訴我活著的一些動力或者是些道理，正是因為我需要，所以，我假設可能還有人跟我一樣需要，我才會拍這個題材。”
《送你一朵小紅花》中淚點很多，但是由于平行時空這一元素的加入，淡化了影片的悲傷氛圍，讓影片略顯寫實的題材增添一絲浪漫的想象。韓延表示，其實自己一開始對平行時空這個設置還有點抗拒，“平行時空的想法是編劇給我的，我一開始覺得這個想法有點浪漫主義，或者是有點完美主義了。但是，后來我也在反思，因為我覺得每次創(chuàng)作都是需要往前走一步，如果說這個概念我能夠理解，能夠感受到其中的力量，也許我的創(chuàng)作和我對美學的認知又往前走了一步。于是，我就試著去拍，我在拍的時候還沒有什么明顯的感覺，但拍完再看，我開始慢慢明白了，平行時空對于我們每個人來講，其實是個出口，是想象的一個可能性，其實我倒沒有考慮說是不是因為結尾會太過悲傷，我只是覺得那是編劇給了一個可以想象的出口。”
《滾蛋吧!腫瘤君》和《送你一朵小紅花》都在這一沉重題材中加入了很多輕松幽默的因素，韓延表示，并非出于迎合觀眾、考慮市場而設置，“熊頓本人就是一個特別幽默的人，片中的那些喜劇化情節(jié)不是我們編造出來的，我們去拍她的故事，就回避不了她身上幽默的部分。‘小紅花’也沒有刻意地去為了搞笑而搞笑，就是把生活里面一些有趣的東西搬出來，真實地復刻。”
藝術來源于生活，電影質感離不開生活這塊土壤，而《送你一朵小紅花》中令觀眾產生強烈共鳴的生活化的趣味，很大程度上是韓延平時對于世間百態(tài)的觀察，“我們在做人物的時候，還是得把很多生活里質感的東西處理好，讓人物跟觀眾的距離盡量貼近，才能去展開整個類型片的故事和矛盾沖突，讓觀眾感覺到整個電影仿佛是從自己的世界里自然生發(fā)出來的。”“你去觀察每個人，包括街上那些陌生人，我覺得對這種觀察多了之后，就會形成一種記憶。我在寫文本或者拍電影的時候，就會把記憶當成一個模板，希望能把它復刻出來。”
所以，在生活的土壤中才能生長出有質感的“小紅花”，才能培育出啟迪人心的好故事好電影。
(文/蕭游 供圖/導協)
